的求学经历，还有我最感兴趣的部分，他如何转变为一个革命者。
他的父亲是个识时务的商人，或者说买办，替法国人做生意。对这富于时代感的名词，我没能反应过来。顾林微笑一下，他再次大度地原谅了我，用温和的语调解释。
他必然是遗传了父母的语言天赋，我听他讲英语，讲法语，在伦敦腔和巴黎的小舌音间切换自如。英伦的优雅和法兰西的华丽与他那张白皙瘦削的书生脸毫不违和，我相信他也一定适合那些厚呢料剪裁的高级西装和丝绸领带。
但他一直都穿着简朴，我只能记起两套深色的学生制服，和一套稍显休闲的纯黑大衣。他裹在大衣里像只未孵化的幼蚕，袖口露出深深凸起的骨节。
每个清晨，我钻进电车的门，顾林坐在同一个位置上，膝盖上摊着书。他会在我走到他身边前抬起头，冲我温吞地笑一笑，又忙不迭地垂眸读完剩下的半段，才和我说话。
他读的书很多，但不像我那样漫无目的。大多是与革命相关，牛皮黄的封面，薄薄的一册，刚好够他塞进胸口的内袋里。
那段时间，我也读了很多政治学，从前兴趣寥寥，现在倒是被顾林传染成半个爱好者。
我们甚至比赛，看谁读得更快，想得更深。这并不公平，毕竟在我的时代，获取信息的途径比他广阔太多。同一本书，我能轻松地在图书馆找到数十个译本，他可能连英文原版也无处搜寻。
电车行驶的一个小时，我们坐在一起谈论三民主义，威尔逊，英国宪政，还有苏维埃。窗外的树与电线杆呼啸着倒退，我们的话题也在不知不觉中转变。
顾林说他又读了一遍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和几篇《新青年》的文章，深受鼓动。
他那时该是1922年，我努力回忆近代史课本，五四爆发已过三年，十月革命在五年前，到年末莫斯科该传来消息，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，苏联正式成立。
他说他已开始学习俄语，那繁杂的字母与英法又不相同，幸好都是印欧语系，他之
